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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教你如何“做历史”

时间:2021-05-30 16:35编辑:admin来源:欧帝官网当前位置:主页 > 欧帝平台花卉大全 > 藤本植物 >
本文摘要: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为《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撰写的序言。原文有注释,此处从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序刘津瑜 没有简朴的罗马模式可以遵循。事情能那样简朴就好了。无论我们将罗马人英雄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在伤害他们。但如果没能认真看待他们,或者终止与他们举行的恒久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伤害自己。 我希望本书不仅是“古罗马史”,也是和“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对话的一部门。玛丽·比尔德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并于1982年获得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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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为《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撰写的序言。原文有注释,此处从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序刘津瑜 没有简朴的罗马模式可以遵循。事情能那样简朴就好了。无论我们将罗马人英雄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在伤害他们。但如果没能认真看待他们,或者终止与他们举行的恒久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伤害自己。

我希望本书不仅是“古罗马史”,也是和“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对话的一部门。玛丽·比尔德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并于1982年获得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1979—1983年比尔德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古典学系任教,1984年重返剑桥执教,2004年升为古典学教授。

2008年,《庞贝:一座罗马都会的生活》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学奖。这个声誉卓著的书奖授予学术价值及可读性并重的历史学著作。同一年,比尔德受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萨瑟古典学讲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这是古典学界最高声誉的讲座之一。讲座内容于2015年以《古罗马的笑:论玩笑、逗趣及爆笑》为题集结成书, 引领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人因何而笑、笑的水平(罗马人可能并不“微笑”)、男女在笑上的区别、笑的社会功效有其生长史,而罗马人的“笑”与罗马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绝非真空中的情绪或生理本能。

2013年和2018年比尔德因对古典学做出的良好孝敬而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称呼(OBE,DBE)。她在剑桥任教期间曾一度是那里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是位自豪的女权主义者,努力地为女性发声,她的新书《女性与权力:一个宣言》更从学术角度探讨女性被噤声的历史。

比尔德并非是一位书斋学者,她活跃于各种网络、电视、电台等民众平台,拉近了学术界与读者间的距离,也使古典学在民众眼中的印象发生了改变。她在《泰晤士文学增刊》开设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已历时13年,影响着众多的读者,话题广泛,纷歧而足,更不为自己画地为牢或设禁忌。

好比最近一期短博客题为《世界各地的茅厕》; 她还是活跃的推特用户,现在有20多万关注者。这些民众平台在给比尔德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也让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网络暴力的工具。

比尔德从不退缩,让世人看到一个勇敢、真实、独立、渊博而敏锐的强大人格。比尔德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生疏,她与英国广播公司互助的纪录片在中文世界有相当多的拥趸,她的学术和通俗著作已有3部被译为中文出书:《今世学术入门:古典学》(与约翰·亨德森合著,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书社,1998年)以及《罗马大角斗场》(与基斯·霍普金斯合著,蒲隆译)、《帕台农神庙》(马红旗译),后两部都包罗在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奇观之旅”中(2008年)。2017—2018年,仅仅在《文汇学人》上就有5期关于玛丽·比尔德的文章,包罗熊莹对《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这部著作英文版所做的3篇精彩的“条记”,即《罗马帝国如何崛起:念书条记之一》(2017年3月10日);《“不行能只有一种罗马史”:念书条记之二》(2017年3月17日);《写给今世人看的罗马史:念书条记之三》(2017年3月24日);胡梦霞编译,《一位古典学教授如何成为英国最热知识分子》(2018年2月23日);黎文编译,《比尔德的“文明”》(2018年3月9日)。2018年7月4日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赵静一博士采访比尔德的中文版访谈录《剑桥大学教授玛丽·彼尔德:由西方古典引发的女权思考》也做出了重要的孝敬,中国读者在二人的娓娓对谈间相识到了学者、教授、民众人物、女权主义者、母亲这么多的种种角色是如何在比尔德身上相互交织的。

或许也正是这许多角色的交织与相互影响使得比尔德的著作经常不落窠臼,且具有难以企及的富厚性。不是所有的罗马史学家都能如比尔德一样叙事如今生动滑稽、条理富厚,将庞大的问题以极易接受的方式转达给读者。更不是所有的罗马史学家都能将社会各个层面有效地编织到叙述中。

我们眼前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位难以简朴归类的作者,这部著作自己也迥异于现在数量众多的通史性罗马史著作。本序主要着眼于它的奇特之处。书中许许多多的详细问题,好比,比尔德为什么说奥古斯都是神秘的?她为什么选择卡拉卡拉作为她的罗马故事的末端?她对所谓的3世纪“危机”怎么看?为什么她说基督教“是又不是”罗马的宗教? 罗马的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基本区别和延续性又在那边?则请诸君展卷与比尔德老师交流。

罗马“历史”何时开始?1973年,玛丽·比尔德初次造访罗马时,相比古罗马的遗迹而言,罗马城中无处不在(井盖上、灯箱上、垃圾箱上,等等)的SPQR这个缩写给她留下的印象越发深刻。2015年,这个缩写成了她的古罗马史(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新书的正标题。这简直是一个承载力极强的表述,包罗所谓的“精英”,也包罗民众,它代表一种机制,也是一种理念,在几千年的延续中变迁,也在变迁中延续,毗连古今。

比尔德的古罗马史的第1章并没有按通例从所谓拉丁姆有人居住开始,或以神奇的罗马“建城”为切入点,她挑选的节点是公元前1世纪晚期西塞罗谁人时代。这颇有些古希腊、罗马史诗叙事中的拦腰法,即“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再倒叙的风骨。

公元前1世纪晚期无疑是比尔德很是熟悉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众多的著作更是她稔熟的文献。她的1982年剑桥大学博士论文便题为《晚期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宗教:基于西塞罗著作的研究》。这篇博士论文虽未揭晓,却为厥后的许多研究打下了基础。她在《罗马研究杂志》上揭晓的第二篇独立论文《西塞罗与占卜:一个拉丁对话的形成》也是围绕西塞罗展开。

英文版中西塞罗的名字泛起了415次,远超恺撒(260次)以及奥古斯都(237次)的名字泛起的频率。但比尔德笔下的西塞罗并非英雄形象,他自大、虚荣,阻挡秘密投票。比尔德甚至挖苦他那用力过猛的文风。西塞罗更多地是被她用来引入罗马史上形形色色的史料问题、研究角度及解读诠释的。

好比,西塞罗笔下的企图阴谋武装颠覆罗马国家的喀提林和真实的喀提林之间究竟有多大的鸿沟?西塞罗不经审判就处决羁系中的喀提林的所谓同谋者,危急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小我私家的正当权利之间的冲突该如那边理?然而比尔德选择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讲述罗马史的更重要的原因则因为“我们所知的罗马‘历史’从那时开始”。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这些考量:罗马人自身也是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开始系统研究罗马城及罗马帝国以前的历程;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古代作家和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许多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和关注的历史问题,好比其中争论得最猛烈问题之一就是罗马城究竟于何时建城、有多古老;也是在这个时期,古代作家们“拼出了一幅我们至今仍需仰赖的早期罗马的画面”。好比,罗马的所谓奠基人罗慕路斯的故事被一再建构,“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他们的角度、方法和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罗马史的想象与叙述。“至少在某种水平上,我们仍在通过公元前 1 世纪人的眼睛看待罗马的历史 ”。

而罗马人留给我们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相互矛盾,历史学家的重要事情即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史料批判、历史书写与古典语文学的素养作为史学家,比尔德无疑对古代作家的文献史料很是熟悉。除了西塞罗、撒鲁斯特、波利比乌斯、李维、斯特拉波、老普林尼、小普林尼、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这些通例作家之外,恩尼乌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马提亚尔等人的诗歌在全书中也有很高的出镜率。

比尔德并不外度强调所谓古代史作和文学作品的分野。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态度。好比此前在讨论古罗马凯旋式这个问题时,比尔德并不认为普鲁塔克笔下的所谓“真实”凯旋式比奥维德在《哀怨集》第四卷第二首中虚拟的一个从未发生的凯旋式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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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也相当关注现代史学家较少使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可能来自公元2世纪的《阿斯特兰普苏克斯神谕集》很好地体现了比尔德在使用古代史料方面的跨度。

这部少少为罗马史学家引用的资料包罗向算命者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谜底,另有选择“正确”谜底的方式,等等。对比尔德来说,“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详细问题和焦虑的焦点”。比尔德对所有的史料都抱着慎重的态度,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执着于对语境、语言、写作者自身的配景、写作目的、写作工具等方方面面的考察。

对于古代史推测底能告诉我们几多史实、历史事件究竟能否可靠地回复,比尔德全书中的常用词是“令人沮丧”“充满争议”“懦弱的共识”,等等。对古代文本中的种种数字(特别是人口、阵亡人数,等等),比尔德尤为审慎,因为“它们受到夸张和误解的影响,而且厥后的中世纪僧侣在誊录时还可能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因此,书中经常使用“荒唐”“极不行信”“高度夸张”等词语来修饰古代作家的文本中留下的数字,也就绝不足怪了。

对史料的审慎自然会引发的一个效果即是导致审慎的结论。比尔德时常提醒读者,许多历史情况或事件是不行能知道/断言/判断/重构(impossible to know/ say/ tell/ reconstruct)的。这是一种很是卖力任的态度,也向希望读史仅仅是为了获得“教训”的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的重构、解读经常是如此不确定,那又如何从中提取“教训”呢?解构史料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对于古代史来说,语言层面上的敏感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

在比尔德以往的著作中,《古罗马的笑:论玩笑、逗趣及爆笑》约莫是最好地展示了她的语文学功底的著作。在中,比尔德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希腊语与拉丁语互译历程中发生的损耗与误解,对于那时地中海世界的昔人而言,其结果不仅仅是误解,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政治结果、影响文化协商的历程和效果。

好比,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一篇记载使团出访罗马举行政治斡旋的希腊铭文中,使团据形貌天天向罗马人举行proskynesi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为“躬身触摸”或“吻脚”,与它对译的拉丁语词汇可能是salutatio,好比门客和依附者早上向恩主问安那类做法。然而在阅读这篇铭文的希腊人的遐想中,他们可能会想到吻脚那类完全差别的觐见方式,这样的译法是否如比尔德所说“虽然这些外邦访客可能是想用该译法表现这种惯常做法所具有的羞辱性”, 读者可以自行分析。比尔德也表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他们真的曾试图俯身吻罗马显贵的脚,那么罗马人又会做何感想? 但这趟外交运动似乎终究是无果而终,因为铭文只强调了苦劳而并未陈述后续。希腊语与拉丁语之间的互译也常会泛起不正确的对应关系。

比尔德以波利比乌斯把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民主)一词套用到罗马政治生活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做法导致了误导性的分析,因为在罗马语境下,这个词常带有靠近“暴民统治”的意思。关于波利比乌斯的demokratia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固然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希腊化时代这个词的涵义和它在古典时代的雅典的涵义已经有所差别。

然而无论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为何意,我们很难差别意比尔德的如下说法:无论如何,“波利比乌斯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竣事的重要争论。人民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谁控制着罗马?我们应该如何描画这一罗马的政治制度?” 这部著作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量是庞大的,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比尔德以灵活生动而非说教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做历史”,读者不光可以从中学习用何种方法解读历史“剪影”或“碎片”,如那边理相互矛盾的史料,更能学习如何提问,这既包罗向史料提问,也包罗构想关于罗马历史的大命题。

她的这部著作借鉴和吸纳了众多学者的大量结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部著作的性质与结构(没有脚注,书后不附详细的尾注,每章有简短的“扩展阅读”,只包罗精选书目)会使读者很难分清哪些看法是比尔德本人的原创看法,哪些来自他人,而哪些已经是学界公认的知识。比尔德有时会明确指出她接纳的是哪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好比在第5章的“扩展阅读”中,比尔德说明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遵循了Arthur Eckstein在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等著作中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即就罗马所介入的地中海世界,自己也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不停变换的盟约关系以及各国间连续不停的残酷暴力的世界”。但许多时候,其他学者的发现,尤其是较老的看法,就直接纳入叙述中不再加以说明。

好比罗马作家所提到的盖乌斯(即卡里古拉)天子让士兵在海边捡贝壳的故事,比尔德点出这可能是对拉丁语中musculi一词的误解,因为这个词既可以指“贝壳”,也可以指“军用小屋”。这并不是比尔德的新发现,而是可以追溯到Balsdon于1934年揭晓在《罗马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漫笔。

这部著作是一部积累之作,比尔德自己也在不停地学习与阅读。出书于2015年,而书后“扩展阅读”中所提及的书目也更新至2015年,如 edited by Tod A. Marder and Mark Wilson Jones(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5)。

她曾不止一次地公然推翻自己以前的看法,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是原创的基础,同时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被称为终结之作,这部著作会激励我们继续探索。立体的罗马史比尔德笔下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纬度的,而是富厚、鲜活的、庞大的。托马斯·W. 霍奇金森在《旁观者》上为所撰的书评以《立体的古代史》为题,恰如其分。大到历史历程、文化机制,详细到历史事件,比尔德都市关注博弈中的双方或多方,并执着地追寻故事的另一面。

全书中,“the other side”或“another side”(另一面)这样的表述泛起了20多次。好比,关于共和时代罗马的竞争文化,即罗马人通过种种机制,包罗用故事以及凯旋式、葬礼等仪式强化子女要效仿祖先英勇事迹的信息,波利比乌斯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正面的努力因素。

然而比尔德却不太同意这种乐寓目法(rosy view)。在她的解读中,无控制的竞争(unchecked competition)摧毁而非维系(uphold)了罗马共和国:“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到达祖先成就的年轻罗马人,就一定有另一个年轻人无法蒙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比尔德笔下的罗马史自然不是一部自上而下、英雄史观引航的罗马史,也绝非一部伟人传记的合集。

她一再强调:“个体天子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门住民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生长的基本结构。”“个体天子的特点并不像传记传统所试图强调的那么重要。” 这也不是一部以战争、战役或征服为主线的历史。

如果说“索引”是作者所认为的书中值得一提的词语的清单,那么《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英文版书后的“索引”则提供了一个管窥比尔德“意田地图”的绝佳素材。“索引”中,“战争”一词甚至没有被单列出来作为词条。

和传统的罗马史叙述相比,比尔德给予详细的战争和战役的书写空间很小。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反抗)虽然篇幅相对较大,但其中重要的一个部门是比尔德提醒读者古代作家对战争的形貌缺乏条理,有时甚至谬妄。

“内战”一词虽然在书中提到过数次,却并未在英文版书后的“索引”中泛起。将历史多维化富厚化也意味着把以往位于边缘的人群或事件去边缘化,纳入叙述的框架甚至主线。差别的时代会提出差别的问题,有差别的兴趣和关注点,正是提出的问题与关注点的变化在改变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所以历史对比尔德来说是一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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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比尔德对万神殿的讲述不仅仅着眼于修建自己的艺术、政治与历史意义,更将读者带到修建石材供应地,埃及的卡劳迪乌斯山,并将注意力投向从埃及到罗马的整个链条:石材的开采、采石工的食物供应、石材的运输、运输使用的牲畜,等等。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曾说:“我们每一小我私家都在弘大的人类故事中饰演角色。” 比尔德恰恰就搭了一个罗马社会的大舞台,各种角色登场。贯串全书的除了中下层自由民之外,另有叛逆者、妇女、各地的“当地人”、仆从与释奴,以及因帝国的扩张而身份较难界定的人,等等。

众生相中包罗酒馆中酩酊烂醉陶醉的主顾、死后不用再为房租担忧的释奴、因丢失了带风帽的斗篷而恼怒诅咒小偷的自由民、捐赠公共修建的恺撒释奴,纷歧而足。索引中没有了战争这个词条,但“妇女”(women)不光有自己的主词条,其下另有11项二次索引项,好比“生育的风险”“儿童新娘”“关于‘被解放的(liberated)’妇女的理想”,等等。在“食物与用餐”(food and dining)这个词条下包罗了“酒肆文化”(bar culture)这个很少在其他通史性著作中见到的索引项。

比尔德还专辟一章讨论富人、穷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罗马人。这些占罗马人口99%的大分子未曾进入古代的史书,但他们中的一部门有能力用墓志铭等方式为自己定位,留下“生动的剪影”。在比尔德的笔下,这些古罗马人不是统计数据中的数字而已,而是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比尔德只管提及他们的名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所谓的伟人一样承载着辽阔的历史问题。

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仅着眼于我们所知道的,而是追寻式的,用比尔德自己的话来说:“许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险些被历史隐藏(hidden),至今仍在被回复中(pieced together)。” 那么应该到那里去追寻他们的声音?我们是怎样知道罗马史的?“我们能否重建获得普通罗马人认可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画面,方法又是什么。

如果现存文学作品提供的是这种鄙夷的夸张讥笑描绘,那么我们还能把眼光投向那边呢? ” 所以描绘立体的罗马史不是加几小我私家的名字,讲几个轶事那么简朴,其背后是强大的方法论的运用以及对富厚史料的掌控。除了文献史料(著名的、生僻的),比尔德动用了考古(牙齿、骨骼、粪便、居住处遗迹,以及高科技丈量古罗马污染水平,等等)、纸草、刻在石头或金属上的铭文、墙上的涂鸦等各种资料来重构罗马史。“罗马”是一个动态的观点,这种动态即是这部著作的焦点之一。

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 大巨细小的争论、冲突和挑战渐次地,有时是缭乱地或不期地泛起在“罗马人”眼前,一些重大问题包罗“罗马在世界上的职位、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域如此之多的土地后什么才算是‘罗马的’、野蛮和文明的界限如今何在,以及罗马位于界限的哪一边”。好比在罗马对外征服的历程中拥有公民权的士兵和非罗马妇女所生育的子女的身份不仅是个执法层面上的问题,也挑战着“罗马人”究竟界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大命题,而这样的命题在全书中重复泛起、渐次深化。公元前171年,元老院就曾接待过来自西班牙的使团,他们代表的是4000多个罗马士兵与西班牙妇女所生的儿子。罗马不列颠的一篇2世纪拉丁语和亚兰语(也译作阿拉米语)的双语墓志铭让比尔德印象深刻,并在书中多次提及。

在这篇铭文中,一位来自帕尔米拉名为巴拉特斯(Barates)的男子纪念他已故的妻子雷吉娜(Regina,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王后”),她很可能曾是仆从。对于比尔德来说,“这块纪念碑巧妙地集中体现了界定罗马帝国的人口流动和文化融合,但也提出了甚至越发诱人的问题。‘王后’如何看待自己?她会把自己看作帕尔米拉贵妇吗?这对匹俦如何看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罗马’世界呢?” 轻松诙谐与凝重并重的气势派头“只管有些罗马诗人喜欢冒充在阁楼上受饿,就像诗人们至今仍然时而会做的那样,但这些男性险些无一破例全都衣食无忧。” 这样一针见血、酣畅淋漓的评论在书中触目皆是。

比尔德时常语带挖苦,但这挖苦留给了社会的上层。在她那里,“良好人物(distinguished men)”的葬礼“有些令人毛骨悚然(ghoulish) ”。而刺杀恺撒的场景在比尔德的笔下甚至有些滑稽,令人忍俊不禁:刺客不光“目的不甚精准,抑或他们是因为恐惧而行动鸠拙”, “有几名刺客被‘友军器力’所伤: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朝恺撒猛扑(lunged at Caesar),效果却刺伤了(gashing)布鲁图斯;另一小我私家没有击中目的,而是刺中了同志的大腿”。

她把同情心倾注给了社会的下层,书中的诙谐诙谐与凝重都来自“共情心”(empathy)。站在民众的态度上,她并没有把刺杀恺撒描绘成一场去除暴君的行动,她绝不留情地写道:“民众显然不站在刺客一边……大部门人仍然倾向于支持恺撒的革新(包罗支持穷人、建设外洋定居点和不时地发放救援现金), 而非听上去优美的自由理念,这种理念可能不外是精英们为自己谋利和继续聚敛底层阶级而寻找的托词。”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没有许多所谓学术著作中的枯燥与繁冗。

但正如上面的几个例子所展示的,这样的文风并没有牺牲深度与敏锐。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对古典著作名称的“现代”翻译,这在英文版中的效果越发显着。好比,罗马第一位天子奥古斯都所留下的,在中文中常被译为《自传》《功业录》《业绩录》,等等。

本书中译本接纳了《功业记述》的译名。拉丁文原文的基本意思是“做过的事情”,也经常指“历史”。但比尔德将其译为“What I did?”(直译:我做了什么?),这样平民化的明白话译法使得听起来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天子自述。

马可·奥勒留天子所留下的希腊语随笔其英译本通常称为,中文一般译为《沉思录》(本书中译本也沿用了这个译法),比尔德却把题目改成了(直译:《想法》),同样也有降格和通俗化的效果。在比尔德的笔下,triumvirate(“三头”)这样的中立甚至有些堂皇的称谓被加上了应有的暴力色彩和非法性,酿成了“三人帮”(the gang of three),奥古斯都则被颇为不敬地冠上了“老变色龙”(the old reptile)的称呼。这并不是比尔德的噱头,而是代表了一种态度:伟人未必伟大,我们对他们或许要多些平常心。

为这部著作进一步增添生动色彩的是比尔德并不隐讳古今链接,这也承袭了她不将古史与后世割裂的作风。好比,在提到坎尼战役中接纳游击拖延战略的法比乌斯时,她遐想到了“美国的法比乌斯”乔治·华盛顿,后者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也接纳了相似的战术。而莎士比亚被提及7次,包罗比尔德指出“Et tu, Brute?(‘另有你吗,布鲁图斯?’)这句著名的拉丁语是莎士比亚的发现”。确实,一些今人认为出自罗马史的轶事其实是后世的发现。

那广为流传的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之后在后者的土地上撒盐的故事在古代文献中毫无踪影。罗马史与其接受史和想象史的互动是古罗马史研究中需要投入更多关注的问题。结语玛丽·比尔德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英文版面向的是西方读者,这个读者群对一些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表达法有着相当水平的辨认度。好比她在前言中枚举了“畏惧希腊人送礼”“面包和竞技”“ 罗马着火时还在奏琴”“在世就有希望”,这些被她称为“我们从罗马人那里借用的名言”。

然而,这些说法对于大部门中文读者来说却已经是进口货。那么,作为这部著作中译本读者的“我们”是否包罗在比尔德所谓的“我们”当中?相信这也是比尔德会相当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谢谢这部著作的译者王晨先生。译文流通传神,极好地保留了比尔德的文风。

对于较为生僻的观点,或对中文读者来说不太熟悉的引言或成语,王晨专门做了注解。翻译研究中讨论“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或译“深度翻译”)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 指的是以注释、附加词语解释等将文本置于富厚的文化与语言语境中的做法,以及它的度应该如何掌握,等等。

这部译作也是适度厚译的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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